长沙十万户，游女似京都 （长沙经贸史记系列）
作者｜陈先枢 黄启昌
宋代封建商品经济发达，已为世人所公认。在这一商品化浪潮中，封建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占有主导作用。当时已出现了著名的商业大都市如汴京（开封）、临安（杭州）。此外，苏州、成都、鄂州、泉州等也堪称当时的大城市，人口在四五十万以上，其当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。而湘江之畔的潭州，也已位居先进城市之列，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。《元丰九域志》就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，潭州（长沙）位列其中，其它5处是：汴京、京兆府（西安）、临安、福州、泉州，其当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新一线城市（成都、杭州、重庆、武汉、苏州、西安、天津、南京、郑州、长沙、沈阳、青岛、宁波、东莞、无锡）。北宋诗人张祁在《渡湘江》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，商业之盛：“春过潇湘渡，真观八景图。云藏岳麓寺，江入洞庭湖。晴日花争发，丰年酒易酤。长沙十万户，游女似京都。”
宋代，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，夜市的解禁，城市商业得到空前发展。北宋时的开封已有6400多家大中型商户，还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。工商与居民杂处，面街而居。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城市商业发展史的一次大变革。在这一大变革中，长沙的商业贸易也迅速发展。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、茶市。当时，湖南的农业、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，特别是粮食生产佼居全国前列。南宋叶适说：湖南“地之所产，米最盛，民计种食之外，余米尽以贸易。”这就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。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窥视宋代长沙商业发展的大致面貌：
第一，交通发达，有利于商贸流通。自秦始皇开驰道，拓展全国交通，长沙与中原、岭南的联系日渐便利。到唐宋，湖南境内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，故潭州有“湖岭一都会，西南更上游”之称。北宋时，长沙与中原的联系主要是水路，如上供京都的物货均由水路运至真、扬、楚、泗州转般仓，然后分调船只溯流入汴京。湖南地区各地把物货先集中潭州，然后由潭州发运，沿湘江北上，至岳州，入洞庭湖，再由长江航线运至各转般仓，南宋时则送往江宁府。这是宋代潭州联系中原、两浙等地的交通干道。南宋时，还开辟了一条经由两浙路通平江府（今苏州）的道路，“二广、湖南北纲运，如经由两浙路，亦许平江府送纳”。潭州与两广的联系，主要是通过灵渠。宋代以广西灵川、兴安二县令兼管修治连接湘、漓二水的灵渠，在兴安境内使灵渠通融水，导湘水主流注入融水，使“北水南合，北舟逾岭”。在此过程中，使用了较先进的斗门法，“舟一入半则复闸斗，俟水积渐进，故能循崖而上，建瓴而下；千斛之舟亦可往来。”大大便利了潭州与岭南漕运和商旅贸易往来。此外，湘江沿线还建有码头、驿馆、递铺，把潭州与各地沟通起来，“北来因鼎粟，南至山渠（灵渠）船”，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，“通货”、“驿步”，“草市”三门由此而得名，这是潭州交通便利的写照。
第二，商税大幅度增长。宋元商品经济发达，城市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。据统计，宋代税收在2万贯以上的有71座大中城市，其商品销售税要占全国商税额的36%。南宋初，全国财政收入不满千万，而“闽、湘、广三市舶司抽贡及和买可得二百万缗”，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%。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。1077年（北宋熙宁十年），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，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.2万贯，比成都的8.9万贯商税还要多。更排在襄州、扬州、苏州、福州、广州之前，仅次于杭州、开封、楚州，在全国居第4位。潭州又是湖南地区商税最高的地区，仅酒税一项就达7.2万贯，其次是岳、鼎、澧州。一般来说，商税额越高的地区商业经济越是发达，二者成正比。
第三，商品交易日益活跃。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，两浙、闽、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、贩盐、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。每到产茶时节，这些客商就“聚在山间，般（搬）贩私茶”。南宋范成大《骖鸾录》记载：潭州槠州市（今株洲市），地当舟车来往之中，居民繁盛，“交易甚夥”。衡山南岳市，“环庙皆市区，江浙川广众货之所聚，生人所须无不有既”，商品经济十分活跃。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，铜器、茶、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。长沙茶叶研制精致，品位极高，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，并以此互相炫耀。史称：“长沙造茶品极精致。工直（值）之厚，轻重等白金。士大夫家多有之，置几案间，以相夸侈。”可见，这是一种附加值极高的茶叶珍品，产量不多，但却已销往全国各地。乐史《太平寰宇记潭州》也映证了这一事实：长沙之南楠，其树如棠，楠采其芽谓之茶。湘人以四月摘杨桐，捣其汁，伴半而蒸，尤宜暑月饮之。“潭邵之间有渠江，中有茶而多毒蛇、猛兽，乡人每年来额不过十六七斤，其色如铁，而芳香异常，烹之无滓也”。
在溁湾市道旁的兴化寺，“门连城市（指潭州城），车马骈填”，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。潭州城郊的乔口镇，是各地商旅必经之地，潭州的土产物货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往各地，“而驯致收客旅往来之税”。
当时潭州乃至湖南地区大宗的商品仍是茶叶和粮食。宋初，对茶叶实行专卖，官府置场收买，只允许商贾到京师榷货务纳钱给钞，到指定的13个山场6个榷货务领取茶叶。宋仁宗嘉祐（1056—1063）年间，实行便利商人之法，“客人园户私相贸易”。因商税大减，宋朝又恢复禁榷制度，并在产茶州县随处置场，由官收买。南宋时实行长短茶引法，让商贾持引贩卖，贸易更为活跃。1190年（南宋光宗绍熙元年）榷货务都茶场的一段建议证实了这一情景：“湖南北、江西路皆系巨商兴贩，尚且给降小引，其两浙江东等路多是草茶，客人贩往乡村零细货卖。”因此，建议朝廷长、短引相兼，听任商人从便请买。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，《宋会要辑稿食货》载有1162年（南宋绍兴三十二年）湖南各州县产茶数，总数为176万多斤，而潭州所属各县为103万斤，约占总量的60%。因此，潭州茶叶贸易的兴盛是不言而喻的。
当时外地客商还带来一些产品进行交换。北宋时，广州一姓戢的客商，带珍珠5斤来到潭州，计价3000余贯，结果被潭州知州及手下以400贯分买，这是一起著名的“分买珠子案”。此案曾惊动了仁宗皇帝。南宋初，一位御营使司参议官兼措置军前财用说：客商多自江西、湖南搬运斛竹木，前来建康府（今南京），“往往算请盐钞，并籴米以归”。生动地反映了商人长途贩运的情况。南宋淳熙（1237—1252）年间，淮东发生天灾，荆湖客旅贩米往粜，沿路税赋以各种名义减免，两浙、闽、广一带商人大批涌入长沙，并带来沿海产品进行交易。宋代潭州城市聚集和辐射功能的形成为明清时期长沙“江南商埠”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。